（一）
1998年7月25日，王利器先生以87岁高龄谢世。从此，中国学术界失去了一位成就卓著的巨匠。他留下了四十多种享誉中外的专著，这些学术名著，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水平的代表与反映，在当代学人中，他的著述数量之多，涉及面之广，无人可比。他以自己的勤奋、博学，给学术界塑造了一道独有的学术景观，给世人也给社会树立了一个难以超越的典范。可以说，这也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的幸运。
早在80年代末，我一直想编一份王先生的论著目录，终因太难而放弃了。今天，在王先生亲属的协助下，总算编定了一份专著简表，再一次得以领略王先生的学术风采……
我是1986年开始有缘向王先生拜谒问学的，自1988年开始，我不仅陆续编发了王先生的数部专著，而且登门问学造访之繁，几乎月有数次，每次所见，皆在奋笔疾书，新作迭出。大多数情况下，无论长篇巨制还是短札小记，我多成为第一位读者。十多年来，读先生著作，向先生问学，同先生谈论掌故，成了生活中很重要的一环，这种庆幸可以说是外人难以晓谕的。今年6月底，我还应日本方面的要求，向王先生索要照片和文章，王先生一如既往的欣然允诺，不期，他的文章成为绝笔，这次面晤，竟成永诀。
我过去虽也草拟过几篇文章，或介绍王先生之学，或评价他的新著。今天，王先生谢世，我觉得更有必要再一次向世人介绍他的学术之路，尽管可能只及皮毛，难以缕述，但也不辞其咎。
（二）
王先生于1912年，生于四川江津一个富裕家庭，十三年的私塾教育为他日后的治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他走上学术道路是从三十年代开始的。1931年，他考入重庆大学预科班。1937年，他进入国立四川大学中文系学习，十年间，他在四川蜀学名家：如向宗鲁、庞俊、赵少咸、吴芳吉、吕子方、文幼章、龚向农、林山腴等的培养、熏陶下，走上了国学研究之路。他们带给王先生的是专心向学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学风，以及广博的视野。蜀学名家们的学术风范，更激发了王先生为学术献身的精神。从此，严谨的学风，勤奋的探讨，成了王先生一生奉行的圭臬。
尽管大学四年，时局动乱不平，由于他基础牢固，勤奋探求，终于撰就出了《风俗通义校注》。这一专著，不仅反映了他此时已熟识了校勘之法，具有了很丰富的典籍知识，而且也标志着他真正走上了校勘、考释古籍这条艰苦的学术之道。
如果说私塾教育和蜀学精英厚福了王先生，那四十年代，他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师从傅斯年，更是把他推上了学问的新阶段。问学古人，对策时贤，成了他中央研究院的生活。作为傅斯年唯一的一个研究生，入学三年之后，向傅先生提交了一份令学术界满意的成果———《吕氏春秋比义》，凡二十四册，字数达一百万言，荣获当时教育部颁发的最高奖———一等奖。
1945年毕业后，王先生被母校四川大学文科所聘为讲师，兼任光华大学教授。抗战胜利，北大复校。应北大之聘，回校任教，在中文系讲授校勘学及《史记》、《庄子》、《文心雕龙》等专书。北平解放，继续留任。此后他一面教学，一面研究，并应文化部艺术局的邀请，参加《杜甫集》与《水浒全传》的整理工作。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《水浒全传》就是出于王先生之手。随后，又参与了其它文学古籍的整理出版。1956年院系调整，正式调入文学古籍刊行社工作。在郑振铎先生直接领导下，致力于文学遗产，特别是古典小说和历代诗集的整理出版工作。在文学古籍刊行社期间，他忘我地工作，这个实际上以他为主的刊行社，几年间出版（包括影印）了大量的文学名著，特别是小说、戏剧，而今都是中年学者的案头书。
从1945年到1957年十余年间，王先生继续校理古书，先后出版了《文心雕龙新书》、《盐铁论校注》、《世说新语》。还撰写了《经典释文考》（北京大学成立五十周年国学论集）等长文。《文心雕龙新书》在遴校版本、稽典考辨等方面，最具功力与特色。1980年，王先生再加增订，易名为《文心雕龙校正》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。《人民日报》曾评为“《文心雕龙》从此有了可读之本。”《盐铁论校注》尤有可叙之处。当时郭沫若、杨树达、马非百、王诤佩诸先生同治《盐铁论》，王先生在众多强手之中，独造胜境，所获多有他贤所不及。郭沫若曾致书誉之。1953年5月27、28日《光明日报》发表了他的《水浒与农民战争》一文。在学术界，甚至思想文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。此文也标志着王先生已真正踏上了通俗小说研究这一新兴阵地。其后，有关论文连篇累牍、相继刊布，大有一发不可收拾之势。无疑，他是新中国真正研究古典小说戏剧的开拓者或先行者。
1957年的反右风暴，冲垮了王先生宁静的书斋。随之而来，四清、下干校、批判，都没有放过他。十年动乱中，他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，关了四年牛棚，然后又下放到湖北咸宁文化部干校劳动。更为残酷的是，他一家从北大教授所住四合院（东四十条）中被赶出来，积存多年的三万余册古书，其中有敦煌卷子、宋元善本、明清佳刻等，一概没收归公（归还时方知不少曾被江青、康生看中。）几十年来抄录的数万张卡片荡然无存，这近二十年的动荡和风雨，其所经受的挫折与压制是难以形容的。那个时代折了多少人的笔，然而王先生却积下了数尺书稿。阴霾扫净之日，在别人还在抚今追昔之际，他却已对旧稿稍事爬梳，在学术殖荒之年，陆续交出了十余部书稿：《文镜秘府论校注》、《九?集》、《郑康成年谱》、《李士祯李煦父子年谱》、《越缦堂读书简端记》、《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》等，尚且不算遗失了的《汉书补注补》与《两唐志艺文志注释》两稿。这些著述数量之大，质量之高，涉及面之广，引起了不少人的惊叹。
1977年以来，王先生被提前退休，从此以著述讲学为务，奋力笔耕，每天工作在十三四小时以上，常常是夜半掌灯，或笺校古籍，或辑录资料，或阐史论文，厚积薄发。就这样，一部部古籍笺校稿，一篇篇长篇大制从他手中飞出。自1980年以来，几乎每年都有一两种新专著问世，这还不包括重印。他的新著一问世，台湾、日本也多有翻印。他的专著不仅为八十年代学术荒漠带来了文化上的甘泉，更为九十年代的学术繁荣增添了异彩。
由于王先生在学术上的重大建树，引起了域外学者的强烈反响。1985年，日本文部省特邀他到日本各大学作巡回讲演。全日本汉学水平较高的京都大学、东京大学、关西大学、九州大学、神户大学，高野山大学等诸学府无不欢庆之至。王先生演讲，广泛涉及文学、史学、哲学各方面。所作讲演，大部分被译成日文。从此，日本学界无不目为绝学之士。
（三）
整理古籍，纂集文献，自来被视为传承文化命脉的大事，二十世纪以来，以扫荡旧文化为主体的新文化运动，主要干将如胡适、鲁迅、傅斯年，也无不以懂理故籍为使命。整理国故在二三十年代同样如火如荼，建国以来，古籍整理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项新战略，先后拨专款成立了三届古籍整理小组，对传统文化的研究，二十世纪的学者也是各具特色。或以思想启蒙为先导，以阐发文化为主体，或以重构历史典籍为重任，他们对梳理古籍投入了极大的精力，尤其在自己关注的领域内，像顾颉刚主持校理二十四史，胡适校《水经注》和禅宗文献。但整个二十世纪，如王先生一样，倾其一生精力从事古籍校注，并如此成绩斐然，罕有其匹。王先生以宗教徒般的热诚投身其间，从未满足，终生乐而不废，这种忘我的学术精神，可谓真正体现了老一代知识分子弘扬民族文化的献身精神。
校注古籍是一件极难的学术事业，要真正笺释好名家经典，要比完成一部专著要困难得多，而王先生以其广博的学识，完成了一部又一部的经典名著的笺释，而且这些经典名著产生于不同的时代，有的是先秦两汉的，有的是明清两代的，或文学、或历史、或哲学。王先生出入其中，举凡经史名著、笔记小说、方志杂记、档案手稿等各种文献资料，若有神遣，纷来笔底。近年来，王先生更以“小说解经”、“真诰与谶续”、“肘后方解题”之类专题论文，称誉学坛。
王先生博及各科，广及历代，全得之于他从来不局守一隅，走窄深的道路。而是不断开拓进取，视文献为宝藏，对故书不分轩轾，皆加采获，充分体现了广取博收的学术风范。当然，他年届中年以后，约束自己每天坚持读未读过的书以广见闻。校勘考据是他的“正宗”，并已臻于大成；但是，他却多有“旁鹜”，佛道两藏，小说戏文，甚至医简杂册，无不在珍重之列。像《风俗通义》、《颜氏家训》，原书所涉甚广，为古书中最为博识者。王先生能优游其中，就是他博搜广考的最好表现。近年来，日日增多的中外登门求教者，都能立获确解，释然而去。近年来他一直想为《金楼子》捐故技，于《道藏》用大功，可惜天不假年！
王先生学问之博而精，全得之于他勤学无比。自中学起，王先生即形成三更早起勤读之习。当别人正酣然入梦之际，他便开始检读群书、挥毫为文了。几十年来，无一日不是如此。近十年来，虽年逾八十，著作众多，仍然积习“难改”。此外，王先先可谓勤学有方，尤其在勤于资料与勤于著述上。勤于著述无须细说，勤录资料之处则表现在他自从确立志学之日起，他即开始抄录卡片，一生所积甚夥，这里拈一例即可明之。如他曾有治日本滕原佐世《日本国见在书目》之意，便将全书每条抄录成卡片。一部如此众不经意之书，竟录有一捆卡片，虽显“拙”态，但由此可窥其它了。
（四）
综观王先生的全部著述及学术生涯，我们深有感慨：二十世纪并不是一个平静的时代，学术的氛围也很不理想，但王先生撰就出如此众多的专著，为二十世纪的学术界贡献了一个典范。这充分说明一条，一个人学术成就的高低与其说关乎时代，不如说系于个人的努力追求。时代让王先生废学二十年，而王先生却为学术界塑造了前所罕有的学术景观。
尽管王先生在学术界内也许名震天下，但我想恐怕没有多少人真正知道他的单位。尽管近四十年来，恐怕没有人在古籍整理出版上能超过他，但代表中国古籍整理最高水平的三届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，他连一届“学术顾问”也没入围，遑论“学部委员”之类的称号。其实王先生1956年以来，一直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位编辑。人藉位显，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种理想状态。有人感到王先生生前也许过于孤寂，但我相信：学术界不会忘记他，文化界不会忘记他。曹丕曾言，文章乃不朽之盛事。王先生生命之不朽，将永远凭藉着那些融入他智慧与生命的经典之作，而高高的称谓与显赫的职位将显得那么的无聊。王先生多年一直以陆贾的名言“书为晓者传”为斋名。我相信，王先生所传之作将永远都会有“晓者”。
王先生的仙逝，不少人叹息，如果王先生能多活几年，我们的学术界必会多一份硕果。是啊，著作尽管未能寄托他全部的学识，但已经耗尽了他的生命。他的仙逝让生命得以安详，从此不再辛劳，对于热爱王先生的人来说，也许是另一种寄托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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